“扬州十日”80万是怎样杀出来的

明末甲申之变，满清之所以得江山，纯属系列偶然因素所致。清入关之初，正是多尔衮在清权斗之中深受“重伤”后不久，整个清小国“朝廷”草台班子更是一地鸡毛。在摄政王多尔衮经洪承畴、范文程一番忽悠后，即使半推半就大军开拔到了山海关，仍是缺乏自信，因此，高调打出“驱除流民军，为崇祯帝复仇”的旗号，像模像样给崇祯帝戴孝三日，修缮明皇陵，操办独臂公主的婚事，从面上观之倒真是做了几出“孝子贤孙”的大戏，把个北京城惊愕得，还以为朱家一脉曾有王子去关外狩过猎，不打兔子，却干过小野猪呢。

清入关次年，1645 年开始举行乡试，第三年举行第一次会试和殿试，这对汉族士大夫来说无疑是明显的讨好。如此等等，在当时的北方，确实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。

彼时的北京人还是太单纯，野猪皮认朱明皇帝为“父”的下一步，不是为了认祖归宗，而是继承朱明王朝江山，进入紫禁城不再离去。显而易见的是，廉价的“认祖”仪式，就好像东北二人转一样，只能忽悠一时。何况闯王李自成风风火火进入北京城“42日旅游行”后，留下了崇祯帝的太子、次子、幼子，明朝的江山岂有被临时贴牌为后的贼子贼孙“继承”之道理！

就在这时，范文程、洪承畴之流发声了：且慢，要是崇祯帝的儿子人间蒸发了呢？多尔衮心领神会，于是，便将一直执念于三造明朝的吴三桂打发他去报家仇国恨，北京这里执行吴三桂与多尔衮达成的“盟约”第三条，北京归北朝。多尔衮这边则搜山检海把崇祯帝的儿子挖出来，就地当作李自成残余以物理方式秘密“做掉”。然后，继续演戏，让利于北京地区，不就把“名分”从无到有做了出来？如果“二人转”达不到效果，那就三人转，实在不行“全家转”，套裤子不行套裙子，涂胭脂不行就贴白纸，就凭一年365天，天天卖惨，焉有不成？！

就这样，人口庞大的汉人开始以静默观望的方式，给了清时间与机会，间接说明，崇祯十七年，北方士大夫对明朝已无好感，对崇祯帝的“勤政”更是厌倦。这对满蒙政权来说，正好休养生息，发展生产，稳定局面，创造出一个初生王朝的小兴盛。然而，不到一年，随着河北及周边不战而得之，抢劫得盆满钵满，野猪皮的后代们长出了“毛”，“队伍”野了，狂躁发作不仅愈发严重，更是成为一种常态。尤其是，满蒙政权在次年对南明发起的征战，几乎是走一路、屠城一路，一口气在江南地区“屠城”了十余座。有历史学者研究了“扬州十日”，十万鞑子兵十日屠杀80余万扬州人，并非一日完成，人均杀8人，日均杀0.8人，就难度上并非不简单。

问题的是扬州人怎么就任由鞑子把刀架在了脖子上，并不反抗？一队鞑子兵“搜山检海”进入一家民房，传递给居民的信息是，他们只是来“收租”、“收税”或者“众筹”的，拿钱赎命，给钱保家。待兵匪们榨干这家的钱财时，有鞑子兵背后使坏挥刀，像切西瓜一样，一颗颗脑袋顿时落地。有一队鞑子兵这样开了头，很快其它“收租队”积极跟进，不一日，屠杀居民就演变成了竞技游戏，兵匪的那仅有的一点人性一时之间荡然无存。

战争中，进攻方的官兵一旦入城，立马变成“匪”。“攻下一座城，劫掠三日”，这是一切非正义战争的潜规则。对处在游牧政权的满蒙政权，没有文化文明人性的影响，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赤裸裸的野蛮法则，官兵进城，抢到什么是什么，谁抢到是谁的。根本没有时间限制。这便是参战的红利，事实上“参战”只是幌子，参加“抢劫”才是目的，此所谓“从匪先从军”。对于游牧民族，发财靠抢劫是惟一的捷径。清军此次攻击扬州城因史可法的顽强抵抗，清军吃了些苦头，所以，攻进城后，“兵匪”的野蛮性来了一个彻底的爆发，一个个鞑子兵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禽兽，强暴文明，屠尽居民。

满蒙鞑子官兵的暴行，激发起了已和平安定繁荣了三百年的江南人，他们被迫拿起打狗棒反击，此时李自成张献忠幸存的流民军，在民族大义面前，纷纷抛弃成见，主动与南明政权联系，联手共同抵御清的野蛮血腥统治，维护民族大义，坚守文明底线，捍卫中华文化。

南明政权之弘光政权在被清血腥镇压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南明隆武政权便冒了出来。他们保护家园，应者空前；他们文明传承，薪火不绝。先后连续出现了四个较有影响力的南明政权。可见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哪里有杀戮，哪里就有反杀戮。这便是清入关之后，反清势力一波接一波的主要原因。这叫强盗惹事，平民被迫应对。有意思的是李自成与张献忠的“残余势力”，居然成了反清复明的中流砥柱，可见，满蒙政权所挑起的匪情之残忍之残酷。

追根溯源，在于满清本身的铁血及无道。除此，就是那些卖身求荣的“贰臣”，他们同样坏透了。他们降低身份，一张笑脸凑上前去，下跪在鞑子的屁股下，要急满人所想，即使是满人所不想所不“急”，“贰臣”们也要“急”，而且争先恐后勇于“急”之。比如孙之獬的力主“剃发令”强行落地中土，这便是鞑子“扬州十日”后，劫掠屠城的有一个借口；比如洪承畴提议入关及剿杀最后的南明王朝，洪承畴第一次让内斗之后一地鸡毛的清小国走出困境，第二次让清小国统治中原；比如郝浴、李国英等挑起战端，祸乱巴蜀，人口锐减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，顺治受前明宦官吴良辅的煽动蛊惑，认为“内府事务殷繁，须各司分理”，因而建立起了专门的宦官机构——十三（B）衙门，把已废弃近十年的太监又捡了回来。他们共同所为应了那句：皇帝不急太监急，太监不及“贰臣”“急”。

于是，这才有了李莲英、张公公、小德子等去紫禁城谋职，专伺那里的男男女女出恭，从事着体面的营生，前提是“断子绝孙”。